【和谐边疆】节日文化空间的情感政治——对中越边境苗族花山节的人类学阐释

【作者简介】桂榕，云南大学研究员，主要研究文化遗产、民族旅游及少数民族社会文化发展。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少数民族非遗的创造性转化与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研究”(20BMZ130)。

【摘要】从对中越边境苗族花山节的展演、互动及情感政治的分析可见，边疆民族节日与边民认同政治、族际交往、社会公共空间营造、边疆治理有着丰富的内在情感连接，并产生了广泛的情感政治影响。这对深度发掘边疆民族文化遗产的情感价值，利用其意识形态影响，特别是通过开展具有情感功能的文化遗产基础设施和文化景观的建设，更好地进行跨境民族管理和边疆治理，促进边疆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节日文化空间；遗产实践；情感政治；苗族花山节；文化亲昵；边疆民族

      传统节日是典型的文化空间，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种类型。苗族在云南分布广泛，苗族聚居地每年都会举办花山节。位于中越边境的河口县桥头乡与越南老街省孟康县花龙乡毗邻，居住着苗、壮、彝、布依等多个边境民族，这些具有共同族源、分居两国的民族一直以来保持着密切的民间往来。作为河口县规模较大的民族节日，苗族花山节会吸引周边各民族的参与，与节日相关的边疆治理、遗产实践便不可避免地与这些边境民族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及跨文化认同发生情感政治的密切关联。Clive Barnett认为，情感之所以被赋予政治意义，是因为它是一种媒介，政治可以被理解为是一种通过干预情感系统带来新的情感配置的手段。国外不少学者都注意到情感及情感政治在遗产实践中的重要性。如Laurajane Smith曾提出所有遗产都是非物质的观点，她认为无论物质遗产还是非物质遗产，实际都指涉一套包括情感、记忆、文化知识和经验等元素在内的价值观和意义，思想和情感有助于遗产的物质意义与非物质遗产思想的结合Emma Waterton等认为，遗产本质上是一种受情感调节的主观建构。Margaret Wetherell等将遗产定义为围绕特定文化展演的系列动态情感实践。Brian Graham等关于遗产实践的情感政治讨论，特别关注到地理文化空间和遗产的社会政治用途，认为情感政治研究对揭示遗产所涉及的权力关系及遗产利益相关的意义、表征和身份(认同)的表达具有重要意义。Emma Waterton则将情感政治视为揭示遗产话语权力运作方式的一种方法，强调遗产实践中具身再现的(embodied)和主体间情感传染(contagion)的情感政治特性。而国内学界对遗产实践情感政治的专门研究极少。以河口县桥头乡苗族花山节为个案的人类学研究，将重点关注边疆少数民族传统节日所蕴含的情感媒介性质及节日遗产实践与边疆治理、民族关系、地方历史文化传统相关联的情感政治意义，是对情感政治理论中国本土化实践及中国民族文化遗产情感价值研究的一次跨学科探索。本文所涉及资料，未特别说明的，均来源于笔者及项目组成员2015年－2019年的田野调查，相关数据系红河州、河口县、桥头乡三级政府部门提供。

一、跨境民族节日与边疆治理

      河口瑶族自治县位于云南省南端、红河彝族哈尼族自治州的东南部。河口县的苗族主要居住在桥头苗族壮族自治乡，该乡西部与文山州马关县相连，东南部与越南孟康县花龙乡接壤，边境线长达81公里。桥头乡辖8个村委会116个村民小组，有苗、壮、瑶、布依、傣、汉等13个民族，其中少数民族人口15022人，占全乡总人口的75．3%，苗族主要分布在老街子、下湾子、东瓜岭、簿竹箐等村委会下属的25个村小组，许多村寨与越南村寨鸡犬相闻。现居越南的苗族被称作赫蒙族，是在距今100至150年的中国苗族南迁东南亚的“第三波浪潮”时期形成。河口县的苗族不少与相邻马关县苗族、越南孟康县边境一线的赫蒙族有血亲和姻亲关系，民间交往较多。花山节民间又称踩花山，是苗族最为隆重的传统节日，有纪念英烈、召集将士和传宗接代之说，流行于贵州、四川、云南、广西等苗语西部方言区。通常，农历腊月十六立花杆，正月初二到初七举办踩花山活动，时间3天到8天不等。历史上，桥头乡及周边的马关县及越南花龙乡等苗族村寨每年都如期举办花山节，周期性的传统宗教仪式和节日民俗展演，使花山节成为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空间。2008年，桥头乡政府以“中越苗族花山旅游节”为名，赋予其传统节日之外的节日经济内涵，并将其打造成边境沿线较具影响力的节日品牌。从2013年开始，桥头乡政府和越南花龙乡政府开始互派基层政府代表团。两国花山节在保持立杆、祭杆、闹杆、倒杆等传统流程及民间宗教习俗的同时，不断拓展节日内容和功能，节日规模及社会影响在近年达到历史高峰。

      桥头乡村民的主要生计以外出务工和从事种植业、养殖业为主。近年，乡政府扶持开发的特色产业尚处于起步阶段，农民生活并不富裕。目前，旅游业被确定为县支柱产业。在此背景下，打造花山旅游节，发展民族经济，成为桥头乡的主要任务。2008年，桥头乡政府开始参与组织节日活动。2013年，河口县苗学会成立，开始与乡政府、举办地村委会共同组成花山节组委会，并邀请河口当地的其他民族学会代表队参与文化展演，极大丰富了节日活动内容。组委会组织规范，活动经费通常超过十万元，投入的工作人员往往在百人以上。从近几年河口县政府网站的相关报道、桥头乡的节日宣传标语及领导节日致辞可以看出，花山节已成为河口县发展边疆民族经济、弘扬民族传统文化、促进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的政治经济资源。列斐伏尔说:“空间既是一种生产手段，也是一种支配和权力的控制手段。”当中越两国基层政府以行政力量介入时，传统节日文化空间被赋予了特殊的政治意涵。从情感政治角度看，对地方基层权力运作的考察，关键人物的情感实践不容忽视。桥头乡书记在接受笔者访谈时，曾谈及在北京郊县挂职锻炼的经历及谋划边疆稳定发展的事业抱负和乡土情怀。现在看来，其在任的2016年前后是桥头乡花山节社会效益较为显著的时期。近几年，花山节都固定在老街子村委会举办。2018年的节日规模接近万人，商贸摊位数逾百，一个米线摊位一天的收入就在3000元左右。作为组委会主要成员的老街子村委会党支部书记YF和河口县苗学会负责人XGY都认为，这十年花山旅游节的举办，对河口中越边境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和边疆稳定产生了积极影响。由此来看，政府参与组织花山节已成为节日文化空间政治实践的一部分。

二、节日文化空间展演及情感政治实践

      1．节日文化空间展演及变迁。2016年2月9－11日，笔者参加了中越两国花山节的开幕式活动，并进行了全程参与观察。被聘为活动展演节目编导的文山州苗学会副会长陶YH老师，对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十分熟稔，是笔者此次参与观察的重要报道人之一。花山节活动场地设在老街子村委会的一块平地上。2月10日(大年初三)早上8点，挂着红、黄、蓝、白四色布条和一支芦笙、一个猪头的花杆，作为节日象征符号，已树立在会场中央舞台上。花杆下，摆放着芦笙、白酒、香纸和一对宰杀后未加工的鸡。身着节日盛装的苗胞估计已逾万人。到场嘉宾主要有越南花龙乡书记一行、县相关部门领导及各民族学会代表。大约9点半，领导致辞之后，祭花杆仪式正式开始。在阵阵鼓声和牛角声中，负责祭祀仪式的蒙头人项YY头戴插有羽毛的帽子，身着披风，带领身着苗族服装的9个小伙和8个姑娘，出现在舞台上。小伙们手拿象征性的兵器道具，姑娘们手捧青色土布。蒙头人用苗语吟唱花杆歌。此歌表达了以立花杆纪念死去的祖先、祈求来年粮食丰收和人畜兴旺之意。祭花杆仪式用时约十分钟，此后便进入节目表演环节。笔者注意到，在节目展演过程中，献祭的鸡被蒙头人取回烹煮后又再行献祭，可见遵循了苗族“杀生回熟”的传统祭祀礼仪。后续的开幕式风格类似文艺演出。内容以当地县乡苗学会和政府文艺队表演的《芦笙舞》《踩花山小调》《花山情》等具有突出民族文化特色的歌舞表演为主，布依、傣、壮、瑶等民族特色歌舞表演穿插其中。两位主持人穿插使用普通话和苗语，展演中有不少与观众互动环节，会场不时掀起高潮。人们兴高采烈的节日情感通过会场展演、喝彩、嬉笑等一系列的具身化实践，成为可观察到的外部行为。十余人的越南代表团也进行了歌舞表演。接近中午1点半，文艺汇演结束。此时，会场聚集了很多放风筝的群众。根据之前在多个苗寨及现场的访谈得知，这里的苗族花山节通常在正月初三举办，为期三天，民间活动在开幕式展演之后才真正开始。从初三到初六的每天上午9点到下午5点，周边苗族及其他民族群众会汇集于此，参与村委会组织的个人歌舞表演、斗牛、对歌等各类文体活动。多年以来，最热闹的节日活动，莫过于对歌，每天会有五六十对人参赛。直至初六傍晚，在举行倒花杆仪式后方才结束。

      次日一大早，笔者随50余人的桥头乡政府代表团乘坐面包车前往越南孟康县花龙乡参加花山节。当地的花山节属于越南老街省非遗，活动场地在花龙乡政府驻地附近面积约100多平米方的平地，在周围平缓山包形成的天然看台上，密密麻麻站满了身着青色苗族传统服装的人群；在山坡平缓地带，布满了绵延近1公里的做生意的帐篷，蔚为壮观。从民间了解到，节日期间从桥头乡过来的中国边民每日会有千余人。早上10点多，活动开始。中越两方主持人穿插使用汉语普通话和苗语进行主持。开幕式程序与中方大致相同。祭花杆的传统仪式由穿着苗族家常服饰、年纪50岁左右的两男四女进行，他们在花杆下摆放了几瓶酒，点香烧纸后，开始排队绕花杆吟唱花杆节的来历。在此过程中，陆续有妇女背孩子上台加入绕花杆的队伍，仪式持续约半小时。接下来是中越两方穿插进行节目表演。大概12点，活动结束。与桥头乡的开幕式活动相比，双方活动的仪式过程、内容大同小异，均以举行祭花杆仪式、歌舞表演、会场商贸经营为主要内容，参与者包括越南赫蒙族、中国苗族及周边其他各族。较明显的区别是，越南的传统仪式仍然保持着不加粉饰的民间风格。开幕活动的节目表演乡土气息浓郁，没有太明显的舞台艺术修饰。在开幕活动之后，越南花山节也有对歌、跳芦笙、斗鸟等传统活动。平展地带密集的摊位以餐饮和小商品为主，据说是当地全年民间贸易创收最好的日子。据郑宇等人的考察，越南花山节的发展变化和中方类似。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恢复花山节，政府人员便开始介入。2004年之后，花龙乡政府人员开始全面组织和管理节日活动，不仅保留了传统的文化展演、社会交往、竞赛娱乐等内容，还引入了歌手演唱以及拔河、民族服装比赛等各种现代文体活动，为其赋予了节日商贸、文化交流、旅游等新型功能。对越南情况比较熟悉的老街子村委会党支部书记YF认为，越南花山节近二十年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桥头乡的模式和经验，但政府经费投入及展演规格等远不如中方。

      如Laurajane Smith所言，文化遗产活动都具有表演的优势或成为一种表演，因为它们标识和定义了对潜在认同、共同记忆和价值观非常重要的事物、过程或事件。花山节是中越边境苗族的年度大事件，通过具有民族表征性的花杆祭祀仪式、芦笙舞展演和传统服饰的“节日在场”，传达着两地一脉相承的共同宗教信仰、民族历史记忆和文化认同。然而，两地节日的内容形式都有较多变化，主要表现在:一是以现代庆典形式设置的开幕式，使祭花杆等传统仪式过程舞台化、符号化。中方祭礼所用道具、服饰、音乐具有鲜明的舞台表演特征，而越南的祭礼虽然保持传统方式，但可见不少身背小孩、欲加入绕杆祈福的妇女被赶下舞台。二是节日会场被固定。按传统习俗，花山节的举办地点应在多个聚居村落每年一换，而越南孟康县在十多年前就把会场固定在花龙乡政府附近，中方也逐渐将花山节固定在下湾子、老街子两个苗胞较为集中的村委会所在地。此外，伴随中越政府合作加强及中国边防口岸针对边境民族实施的节日便民政策，促进了两地节日文化空间从民间到官方的跨国连接。

      2．边境民族内部的节日互动与文化亲昵。赫茨菲尔德特别关注到欧洲民族国家、历史与地缘政治的特殊性，提出文化亲昵(cultural intimacy)概念。这是一个具有典型情感政治色彩，能有效连接民族、地方、国家及其历史文化传统的理论分析概念。文化亲昵是为内部成员交往提供保证的一种集体认同情感，通常出现在公共生活和集体的自我表现中，但它有时是造成集体认同及文化实践外部尴尬的一个来源。尽管生活在远离国家中心的地方，边境人口仍是国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就中越边境地区的苗族而言，文化亲昵的情感结构涉及边境民族的国家认同情感、边境民族内部共同的民族认同情感及国内苗族内部的竞争性情感三个层面。

      Irving Johnson认为，当考虑到国家叙事、跨国流动等更广泛的公共文化时，文化亲昵行为的意义更为凸显；尽管文化亲昵被限定在公共文化的隐蔽空间中，但其实际处于私人的生活空间中，其隐秘的身份识别策略仍是国家公共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文化亲昵的一个关键特征是内容不稳定，它有时代表与当前官方不同的另一种选择。换言之，边境民族文化亲昵的情感反应受两国外交关系等社会环境的直接影响。从田野调查的情况看，历史上，中越边民跨国参加民族节日及婚丧活动的民间行为始终存在，即使在中越断交的特殊时期，民间交往及小规模商贸活动几乎没有间断过。在此情境下，中国苗族与越南赫蒙族的文化亲昵通常是隐秘的，暗含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结构性张力。而在当下，当中国政府赋予边境苗族更多跨国交往交流的合法性和便利条件时，这种文化亲昵便从隐秘走向公开。特别是笔者接触的中方苗族群众，他们基于对两国节日体验及经济生活状况的比较，更多表达的是中国实力强大的自豪感和优越感。这种情境下的文化亲昵并没有造成集体文化实践的外部尴尬，反而与自身国家认同并行不悖，甚至在互为镜像的中越节日互动中，中方苗族群众的优越感还强化了他们的国家认同。由此可见，当民族节日文化被作为国家间合作发展的合法政治资本时，可以有效规避文化亲昵可能导致的文化尴尬，其对边境民族所具有的情感政治意义，更重要的是帮助他们把自己定位在所属国家和社区的位置，由此明确自己民族身份的国家归属和国家认同。

      就边境民族内部共同的民族认同而言，在某些情况下，通过民间持续的姻亲和文化方面的互动，文化亲昵会成为维持传统的族群认同的一种力量。或者说，这种边境民族内部的文化亲昵总是与民族文化传承及价值共享紧密相关。边境民族的地理分布通常早于国家边界的形成。据桥头乡政府提供的资料，2008年12月31日，中越政府共同发表声明正式划定边界。河口与越南老街山水相连，国境线无天然屏障，边境线上的临时渡口和便道众多。历史上，两国边民有相互通婚、探亲访友、参加婚丧礼俗和互市的交往传统，桥头乡的大多数苗族人家都有亲戚在越南。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中国生活条件较越南好，不少越南姑娘嫁到中国。据下湾子村委会小达拉苗寨小组长XGJ的估算，现在仅有35户的寨子与越南通婚的就有10多对。目前，越南嫁过来的媳妇在下湾子村委会和老街子村委会都有百余名。尽管苗族内部有支系差别，但不同支系间相互通婚，在现实生活中并没有明显差异。以上可以说是导致中越边民互动频繁、往来不断、民族关系交叠、民族认同复杂的主要原因。县苗学会的XGY认为:“越南的花山节传统色彩更浓。他们的年轻人外出打工的少，民族文化保存的好。我们老人过世，请不到芦笙手，就会去越南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曼谷跨国共有遗产会议”曾指出，当社群(community)迁移或分散时，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他们更容易携带并成为跨国界共享的最能体现社群文化价值的遗产。从中越花山节的展演活动可见，两地节日表征符号基本相同，情歌对唱、打陀螺、斗鸡等传统习俗传承至今，约60%－70%的两国边民都会跨境参加民族节日活动。作为苗－赫蒙族共享的民族文化遗产，节日所创造的共同经历、记忆和文化亲昵情感，在维系边境民族认同方面始终起到重要作用。

      民族内部地方性节日庆典的共享与竞争，在某种程度上使得文化亲昵的内涵变得更为复杂。与桥头乡形成节日互动的苗族主要分布在距离桥头乡大约百余公里的范围内，主要涉及文山州的马关县、文山县和红河州的河口县、屏边县。这四个县的花山节各有特点，但影响远不及桥头乡。桥头乡的花山节因得到政府大力扶持，近些年较受周边群众欢迎。老街子村委会党支部书记YF解释，因为有经费支持，群众参与的娱乐节目都设有奖项，如山歌对唱4个小时奖励100元或两人同唱半个小时奖励50元。而参与人数多又带动了地方节庆经济的发展，现已形成文化遗产保护、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的良性互动。2019年，由于全省范围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活动，桥头乡政府未参与活动，花山节的活动规模大不如往年，仅有数百人参与。可见，地方基层政府的扶持力度和民间节庆定位的不同，会造成民族节日及其社会效应的地方性差异。在民族文化遗产资源被广泛用于发展地方经济的当下，民族节日地方性差异带来的经济和文化上的竞争，不可避免地会造成社会公共空间的民族内部尴尬。而这种共享又竞争的文化亲昵情感通常会被集体性的节庆欢愉所掩盖，所以更为隐蔽。地方性差异及聚焦经济利益和文化荣誉的节日竞争，一方面为苗族同胞营造了民族欢聚的多样化场景；另一方面也暴露出节日文化遗产被纯粹经济利益绑架所造成的传统价值消弭和民族情感涣散。在此意义上，这种文化亲昵既是共享的，也是竞争性的。

      3．多民族的节日共享、交往交流与恋地情节。近些年轮换举办花山节的老街子村委会和下湾子村委会，虽是桥头乡苗族的主要聚集地，实际由不同民族村寨构成，如老街子村委会除了8个苗族村，还有5个汉族村、2个彝族村；下湾子村委会除了6个苗族村，还有3个汉族村、2个壮族村、1个彝族村。当地人普遍认为，花山节是当地规模最大的民族节日。近十余年，花山节已成为方圆百余公里范围内多民族交往交流的公共文化空间。从对节日文化空间展演的参与观察可知，各族群众参与的形式主要有三种:一是舞台节目及对歌、游戏等文体活动的娱乐展演性参与；二是“赶街”购物的消费性参与；三是摆摊设点的经营性参与。除舞台节目由组委会提前安排，其余参与方式较为随意。由于地方政府在经费、组织及宣传等方面的大力扶持，特别是文化旅游节的官方定位，吸纳了各民族的共同参与，使节日的包容性、公共性增强。此外，还因节庆活动别具特色、内容丰富有趣，除了本地和周边县乡的各族群众积极参与外，还吸引了昆明、楚雄等地的自驾游游客。除了各民族学会代表团参与演出，各族群众自行报名参加娱乐项目人数众多，壮、布依、瑶等不同民族参与的文化展演，无疑增添了节日的文化多样性和吸引力。伴随中越花山节的不断发展，以周边汉族为主的经营性参与逐年增多，极大地促进了中越两国边地的商贸经营和经济交流，中国商人和中国商品在越南的花山节集市中已占相当大的比例，两国节日会场的经营摊位及商品种类近年已渐趋饱和。

      当地各族对花山节的情感体验和意义生产，较多聚焦于地方多民族交往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日常生活实践，特别强调节日的交友择偶功能。历史上，花山节是青年男女对歌交友、谈情说爱的节日。老街子祭花杆仪式的非遗传承人项YY认为，立花杆的含义已经从传统时期的苗族人民大团结扩展到当下不同民族的大团结，“因为现在苗族和汉族等其他民族交往普遍，和外族通婚的越来越多了”。村委会书记也说:“名义上是苗族的花山节，实际上各民族都来玩，不管你是什么民族，只要你有节目，你就可以上台表演。我们的花山节本来就是年轻人找对象的节日。这十多年，年轻人只要性格合得来，是什么民族不重要。”事实上，花山节所提供的文化遗产共享已成为联系和沟通不同民族的纽带，节日文化活动有利于不同民族间的相互认同。花山节所展现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实际是当地不同民族通过世代交往形成的跨文化认同和地方情怀的映射。段义孚认为，物理空间是通过人类居住和参与当地社会交往而被转化为地方(place)的，地方是一个强调人类情感和关系的意义中心，是根植于人们日常生活经验和常规活动中的。包括仪式、节日在内的各种文化遗产实践，在塑造地方意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田野调查中遇到的年轻人，多数是打工返乡的，问他们为何参加花山节，他们普遍强调，花山节是桥头乡“最热闹的春节活动”，是地方“传统”“习俗”等等，似乎花山节已成为桥头乡特有的一种文化符号，并嵌入他们对这个地方的生活经验和情感依恋中。段义孚曾将这种情感称之为恋地情节(topophilia)，并指出人对地方的情感与身体感知密切相关。正是环境提供身体感知的意象，让人的情绪理念有所寄托，人基于感知而发展出对待地方的态度、情感及价值观。而所谓的身体感知，实际就是当地不同民族长时期的族际通婚、文化交融、传统共享及相应身体惯习培养等过程交融的结果。如Margaret Wetherell所言，情感实践总是与文化意义的创造纠缠在一起，与物质和自然过程、社会情境和社会关系融合在一起。

三、情感政治与民族节日情感价值再认识

      通过以上对花山节文化空间的展演及情感政治实践的分析，可以看出花山节所蕴含的情感价值及意义是多层面的。在基层政府的边疆治理层面，作为中越两国交往合作的政治资本和象征资本，花山节通过节日文化表征的稳定传承、时空内容的设置和多主体的文化展演过程，体现了节日隐含权力结构、昭示情感、储存记忆、促进经济文化交流的情感媒介功能；在边境民族的非遗传承实践层面，花山节所隐含的文化亲昵在边境民族的国家认同、边境民族内部的跨国互动及国内民族地方性互动三层面，均与不同层次的身份认同和利益诉求有关，体现了民族情感与认同政治、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复杂纠结；在边疆多民族节日共享的公共生活层面，花山节提供了多民族共同参与的文化空间，这种开放空间使被湮没在日常生活中的某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行为，如交友择偶、族际通婚等情感实践变得公开可见，唤起我们对不同民族间的跨文化认同及他们长期共居一地的恋地情节的关注。

      在更广泛的社会空间，节日文化遗产对边疆治理及多民族社会公共生活的情感政治影响，还可以从空间政治及非表征理论视角进一步释读。福柯认为，“空间是任何形式的公共生活的基础，也是任何权力行使的基础”。节日文化空间的生产是政府、民间社会及地方传统等各种力量发挥作用和相互影响的过程。政府机构、村委会自治组织、县苗族学会、苗族群众和其他各族群众都是参与节日文化空间生产并位于其间的行动主体，是他们共同编织了花山节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意义之网。对于边疆基层政府而言，在中国传统村落日益空洞化、原有传统整合机制逐渐弱化的当下，非遗公共文化展演及公共空间再造无疑成为一种乡土团结的形式，而政府在塑造民间社会文化空间方面起到显著的作用。苗学会、村委会作为当地重要的民间精英力量，在花山节组织运作过程中起到核心作用，他们既要落实政府维护边疆稳定、发展边疆社会经济文化的治理理念，又要回应民众保护传承民族文化遗产的社会期望，他们在此过程中的情感实践可以说是民族情感、地方情怀和政治责任的融合。对广大边民而言，中越两国差异化的节日文化体验和社会交往，有助于增强他们的国家认同感和国家安全意识，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边疆文化政治生态的建设。调查发现，从节日互动到平时的走亲串亲，群众遵守边境安全管理的意识在强化；出于国家信息安全的考虑，村委会干部和乡政府工作人员在与越南亲朋联络时，普遍不使用成本较低但容易泄露工作信息的微信。

      在社会公共生活领域，情感政治还表现为情感传染。公共的情感传播与实践对集体行动及社会政治至关重要。在节日文化空间生产中，现代技术和媒介被越来越多地用于受众情感反应和情感关系的设计。花山节会场的设置，开幕式的展演，文体娱乐和商贸活动的精心策划组织，有关活动的宣传报道，其实就像非表征理论先驱Nigel Thrift所认为的，情感反应已被设计于其中，情感变得类似于网络管道和电缆等生活基础设施，这种景观工程形式会产生情感传染的力量。最明显的是新媒体的普遍使用，加剧了社会公共空间的情感传染和集体共鸣。如多位报告人所言，通信网络及智能手机等传媒在节日文化传播与情感传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即使没有去越南或某地参加花山节活动，大家仍然可以通过观看手机视频或其他传媒的即时资讯而感同身受。通过一系列节庆活动内容、场所与现代网络技术的结合，节日活动所创造的情感、记忆被嵌入驱动、塑造、动员和激励民众的情感基础设施(the affective infrastructure)中，这实际就是广大民众经常身在其中、受其影响但又难以明察的情感氛围。由此，可以说节日文化空间是通过主体实践和权力关系构成的；在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属性的基础上，节日文化空间正成为情感实践、传播、汇集、流转的情感政治空间。

      综上，对中越边境苗族花山节情感政治的人类学阐释，让我们重新发现边疆民族节日与边民认同政治、族际交往、社会公共空间营造、边疆治理有着如此丰富的内在情感连接；也让我们重新发现民族文化遗产可以具有如此多样的情感价值和情感政治影响。这对深度发掘边疆民族文化遗产的情感价值及利用其意识形态影响，特别是通过开展具有情感功能的文化遗产基础设施和文化景观的建设，更好地进行边境民族管理和边疆治理，促进边疆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无疑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此外，情感政治研究的多学科理论视角，对深化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还具有方法论层面的意义。近十余年，涉及情感、展演、记忆及非表征研究的新兴理论方法正逐渐拓展到人文地理、旅游、遗产等诸多领域。像本文重点使用的文化亲昵这类具有理论延展性的概念，目前已被拓展到虚拟的、跨国的各类社区研究中；再如环境心理学中经典的人地关系视角，对深入理解文化实践与认同，情感、意义等主观经验以及与物理的、历史文化的、社会制度的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都具有较强的理论解释力。情感政治研究具有明显的跨学科特点和较大发展前景，本文只是一个抛砖引玉的初步探索，期待学界共同参与。

文章来源：民族学与人类学Anthropolog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