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为什么需要社会化生态农业?博士农民给你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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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山水田林湖草沙综合生态系统中的绝大部分生态要素、系统化哲学理念都与生态农业“种养结合”“立体循环”“以虫治虫”等技术思想一致。生态文明导向下的农业应具备“生态性”和“有机性”,以围绕生态农业延伸的可持续发展乡土生活方式将吸引更多“新农人”,发展“新农业”。

 

 

2021年2月2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强调,坚持把乡村人力资本开发放在首要位置,大力培养本土人才,引导城市人才下乡,推动专业人才服务乡村,吸引各类人才在乡村振兴中建功立业,健全乡村人才工作体制机制,强化人才振兴保障措施,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乡村人才振兴,把人力资本开发放在首要位置,强化乡村振兴人才支撑,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让愿意留在乡村、建设家乡的人留得安心,让愿意上山下乡、回报乡村的人更有信心,激励各类人才在农村广阔天地大施所能、大展才华、大显身手,打造一支强大的乡村振兴人才队伍,在乡村形成人才、土地、资金、产业汇聚的良性循环。

 

如果把“农业工1.0版”规模种植看作基础,以工业方式改造农业就称为“农业2.0版”,即农业产业化;用服务业的方式来引领农业被称为“农业3.0版”;而用社会化、生态化的方式来改造农业,并结合利用互联网的特点和优势,就是“农业4.0版”,它将农业的生产者和农产品的消费者有机结合,使农业逐渐承担起生态修复和环境保护的功能,也因为其对生态修复、环境保护、社会发展、文化发展的担当,使农业所得收益—特别是生产者所得收益稳步提高,这也化解了产业化农业所面临的种种困境。

 

生态农业意味着要用生态学的理念和技术去养殖和种植粮食、蔬果,是融合种植、加工和农业生态旅游、研学教育、农业康养等方面的综合领域。生态文明与乡村振兴相结合,要求农业产业不再是资本增密排斥劳动的产业方向,而是可以吸引更多人才留在乡村、建设乡村的产业,是可以在乡村追求与自然高度融合的新的生活方式。

 

 

生态文明背景下

中国乡村需要绿色产业形态

 

 

回顾过去十几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发现我国三农政策在总体上发生了变化:过去的政策偏重城市化忽视乡村,甚至以“去农民化”、占有土地推出了“快速城市化”策略,单纯从农业经济角度看待农业发展;现在,已逐步演化为在生态文明战略下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的“市民下乡”“农业进城”政策,形成新型“社会化生态农业”理念,强调农业多功能性,特别是农业对社会、生态的价值贡献

 

 

实现农业绿色发展,需要在思想观念上剔除“唯有单一化、规模化才能高效”这一认知,在根本上树立起生态农业价值体系观。生态农业的收益并非单纯来源于农业产量收益,还有农田生态系统的健康所带来的有形与无形的价值,只有农业干部、农业生产者和消费者都认识到这些价值,才会从根本上解决“不因产量而牺牲多样化生态价值”的问题。过去谈乡村产业发展,经常提到“招商引资”,被视为“样板”的农业项目常常成为资本化的产业内容,这类项目或许给当地政府带来了一定的税收,但其高度集约化的用工数量并不多,还可能带来一定的环境污染,而项目的收益绝大部分随着投资人流入城市或其他区域。

 

美国、澳大利亚等大农场国家之所以形成上千公顷土地规模的农场,并不是土地私有制和自由土地市场等制度就能促成的,这些国家多半曾是历史殖民国家,拥有宽松的土地资源。中国人多地少,户均不足5亩地的小农仍然是我国农业生产主体,要想实现以小农为主体的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发展,就不能完全照搬西方大农场国家的经验和制度。100多年前,美国农业部土壤所所长F. H. King博士到中国、朝鲜和日本调研东亚农业后所著《四千年农夫:中国、日本和朝鲜的永续农业》,其核心思想是说中国的农业生产是世界上最可持续的,土地生产效率也是世界上最高的,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农耕技术和农耕制度应该成为世界各国发展农业学习的榜样,现代农业耕作技术导致土壤肥力严重流失的美国和欧洲各国必须向中国小农学习合理利用资源、巧妙轮种套作等经验和技术。

 

 

小农生产技术和耕作制度蕴含的先进原理正是中国传统生态农耕文化所蕴含的智慧。“新农人”应该从其中发掘、传承,再融入现代科技创新和组织创新,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实现中国生态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社区现代化。

 

2020年全球爆发新冠疫情,截止到目前,我国距离大城市最近的社会化生态农场所表现出来的社会、生态弹性极强,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稳定社会、减缓食物供应链中消费者恐慌心态的作用。在这场硝烟未散的疫情中,采用社会生态农业模式的生态农场基本实现了全行业避险,而且大部分农场订单都有所增加。疫情中,社会化生态农场的农产品价格没有上涨,“公平贸易、团结经济”的理念一直是社会生态农业的重要社会价值,以团结互助的精神,直接对接生产者与消费者,而非追求利润最大化。

 

生态农业可以减少面源污染,生产更优质的农产品,符合供给侧改革要求的同时,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优质生活的需求。乡村振兴的产业形态一定要从城乡融合发展的角度出发,满足消费者下乡体验的需求、享有安全健康食材的需求、接受劳动教育的需求,同时,满足乡村销售农产品的需求和资源回收的需求。

 

 

推动人才回流乡村

生态农业推动地方治理

 

     

现阶段,真正长期在我国乡村生活工作的大部分是老人、妇女、儿童,青壮年常年进城务工。大部分留守在乡村的人很难及时有效获取政策信息,少数人在乡村攫取了大量的政策资源和补贴,却未真正形成政策资金的杠杆作用。因此,乡村振兴中最核心的一定是人才的回流。

 

 

位于北京市顺义区的分享收获农场是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的石嫣博士在2011年所创立的社会化生态农场,现在,石嫣和农场的60名员工工作、生活在北京市顺义区龙湾屯镇,农场员工有本地村民,也有外地员工;有大学本科毕业的,也有硕士、博士有普通农民。大家在这里俨然成为“新农人”。分享收获农场对所生产的有机食材进行会员制宅配,截至目前,北京地区已有超过1200户稳定会员,农场利用电商平台制定自有标准,链接更多中小有机生产者,推进大地之子劳动”“食物教育”“新农人培训”等项目,年收入逾千万,已达盈亏平衡,并将每年的利润持续投入到生态农业的公益事业中,分享收获农场也已成为国内重要的新农业孵化创新基地,十多年间培养了近千名新农民。

 

 

从分享收获农场的具体实践发现,生态农业对乡村振兴中的人才振兴起着关键作用。

 

第一,与常规农业相比,生态农业更需要对生产过程的认真管理,在适用的机械化程度不高的情况下,包括除草、施肥等田间劳作需要更多劳动力投入,这增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比如,面积300亩的分享收获农场,按照常规种植标准匹配需要工10~15人,而生态农业下则需要60人运营,这为劳动力留在乡村工作创造了大量可能。

 

 

第二,生态农业既是传统产业,又是具有巨大创新空间的现代产业,其需要新技术、市场、消费理念的匹配因而产生了相应的人才需求。这些代表新生活理念和新消费趋势的需求对年轻人有更大的吸引力。
 
第三,我国新兴中等群体的崛起,必然引发对绿色有机农产品的群体需求。当前,有机产品占我国消费市场的比例不足1%,巨大的市场空间让绿色有机产品必然成为未来市场需求的趋势之一,同时,这也为从业群体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第四,生态农业的社会化价值可以吸引更多元的社会群体参与产业发展,使得城乡人才互相流通。“新农人”回归乡村后,非但没有切断与城市的交流,反而推进了乡村与城市间的文化、信息、资源等鸿沟的进一步弥合。
 
第五,“新农人”的回归必然会带来对原有乡村“精英俘获”问题的博弈力量,在这一博弈过程中,全新的乡村治理格局和稳态结构将形成并完善。社会化生态农业是跨学科系统学,对从业者来说,需要不断地补充更多综合性系统知识,“新农业”人才回归乡村后,可以更多参与相关领域的政策制定,建筑、规划、设计等方面也需要“新农人”助力推动,只有带着智力和乡愁的人才回归乡村,乡村建设才能拥有真正的主导力量,乡村才能得以振兴。

 

 

促进社会化生态农业

发展乡村人才培养体系政策建议

 

 

第一,继续增强农民、市民的组织化程度,做好顶层设计。政府与分散化的小农户对接必然导致交易成本过高,出现“政府失灵”的局面,而所有“支农惠农”的政策面对分散小农户,也必然会出现“撒胡椒面”的现象;(即一些地区存在的支农资金使用管理分散的现象);当分散小农直面市场,无论在农业产业链前端的农资市场,还是农业生产后端的流通市场,他们也都面临信息严重不对称的情况,这就使优质农产品难以获得好价格,问题产品又因成本太高而难以实现真正监督。
 
因此,提升农民组织化程度是当下农业发展的必须,可以用组建合作社、社会企业等途径使成本内部化。城市也可以根据需要,以社区、公司、社会组织建立农产品流通通道,并通过有效监督,增强这些组织群体消费对接,这也有助于信息对称。
 
第二,调整补贴政策的方向,朝向社会化生态农业。每年,国家用于支农惠农的资金有几千亿。如何提高惠农资金的实际使用效果,让农民真正得到实惠,需要对目前的惠农项目选建、实施、验收等环节进行改造,政策补贴做到公开化、公平化,严打其中套取补贴款、跑冒滴漏等行为。在国家现有支农惠农资金补贴政策中,有机生态农业的补贴政策不够透明、覆盖面窄,政府补贴的有机肥品效差,农业专项补贴信息无从获取,申报手续繁琐;建议政府考虑出台有机生态绿色农业补贴普惠政策,鼓励适度规模的农场实现种养循环的有机生态农业模式。
 
继续加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区域农业配套设施建设。社会化都市农业的发展受到设施农业用地政策的制约,一定规模生产者通常需要一定的产品仓储、分拣、包装和人员办公的空间,发展二产需要小型精细化加工车间,乡村旅游业态还需要一部分旅游设施用地;在社会投资受限的情况下,由政府合理规划,按照种养结合与物质循环的要求建设有机农业产业园区,再根据需要对外租赁,以此扶持社会化生态农业轻资产启动。
 
同时,发展绿色有机农业需要种养循环,应支持更符合绿色有机农业发展要求的种养堆肥设施、小型养殖场,以匹配适度规模的农业种植用地,并采用防渗标准高的沼气系统作为种养循环的核心部件,从根本上转变高度集约化的养殖方式,减少养殖过程中的重金属、抗生素投入,以免养殖排泄物制作的有机肥对农田生态系统的污染和食品的污染。

 

 

第三,积极培育绿色农业生产和绿色消费领域的社会组织。通过社会组织宣传绿色消费理念,提升消费者对农业污染、食品安全问题所带来的健康风险的认知,提升消费者对绿色食品的购买意愿;借鉴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的消费者合作社模式,支持建设消费者合作组织。目前,北京的社会生态农业联盟中已涌现一批消费者合作组织,以及倡导绿色有机消费的餐厅、生态农夫市集等组织形态。
 
以补贴的方式鼓励幼儿园、中小学食堂采用本地绿色有机农产品,提倡学校、机关、事业单位、医院的食堂消费本地有机生态绿色农产品,以此拉动绿色有机农产品市场的发展,通过需求引导农产品供给侧朝向绿色有机方面转变。培养孩子从小养成“健康饮食、节约食物、避免浪费”的观念,通过食物了解中国传统农业文明和饮食文化。
 
城市化的发展让越来越多的农贸市场从城市消失,本地农民直接进城销售农产品的渠道越来越少,越来越高额的超市、电商平台“进店费”也不是小农户所能承担的。作为很好的本地食物销售平台,农贸市场应尽可能实现美化和规范,同时,让农民可以有更多和消费者面对面接触的机会,减少不必要的中间环节和费用。

 

 

第四,以劳动教育为导向,大力实施“市民下乡、农业进城”多样化活动,把社会创新能力引入“三农”领域。据研究数据显示:每5位消费者加入生态有机农业消费,就可以保护一亩土地免受农药化肥的侵害;每30户消费者加入,就可以让一个农民采取有机耕作方式;每100户消费者加入,就可以让五个年轻人返回家乡,以“新农民”的身份在乡村工作、生活。
 
社会生态农业可以给周末郊区游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和实践素材,同时发展乡村创业、创新项目,在生态文明的国家战略下,让乡土社会“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成为有价值的投资领域。不仅如此,社区生态农业还要把社会创新能力引入“三农”领域,鼓励市民与农民结合参与乡村“三变”改革,即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村民变股东,以之重构新型集体经济,吸引群众参与乡村振兴,以创新方式实质性推进乡村生态价值转化。
 
只有中国农民有自信,中国农村才有自信,中国农业才有自信。自信的根本是通过生态恢复和乡土社会重建改善地方治理,增强农村吸引力,实现农村和城市文化上的和谐,让中国乡土文明成为人类现代文明中璀璨的明珠,共同推进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
 

 

注:文章转自《人民三农乡村振兴观察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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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案|石嫣
责编|彤   

文章来源:分享收获农场https://mp.weixin.qq.com/s/bo6jW2x6X-lwHk6enCEp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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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收获
“分享收获”是由中国人民大学博士、清华大学博士后石嫣团队创建的一个致力于研究、推广社会化生态农业的社会企业。
分享收获以倡导生产者保护消费者生命、消费者保障生产者生活,推进乡村振兴、城乡融合为使命。致力于搭建一个信任的桥梁,让消费者真正享受到健康安全的食品,让生产者得到公平合理的收益,促成安全食物社区的构建与发展。
自 2012年5月份启动以来,经过八年多的发展,“分享收获农场”目前已经在通州区西集镇拥有 60 亩蔬菜种植基地,在顺义区龙湾屯镇拥有 50 亩蔬菜种植基地和230亩果树基地。
与此同时,分享收获助推社会生态农业CSA联盟的成立,参与举办每年一度全国CSA大会,并创办“食物社区”产消平台,联结了上百名中小型生态生产者,将更多符合分享收获标准的农产品以公平合理的价格推向市场;分享收获会员核心小组协助推动了“大地小脚丫食农教育”项目,让孩子了解食物和农耕文化,在城市中推动都市农业、屋顶菜园、校园菜地,可持续食堂,亲近土地和自然,热爱自然、敬畏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感受大地上无穷的快乐、知识和美。
 
 

我们把我们脚下的土地当做自己

身体的一部分;

我们把身边的邻居、

生产者与消费者当成一家人看待;

我们作为地球上的一员,对大地母亲负责;

为了共同的生活,从我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