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多样性与中国农业的过去
时间:1970-01-01 08:00来源:6维度转载 作者:曾雄生
尽管中国农业的发展面临着许多困难，但在成千上万的历史中，中国农业毕竟是以有限的耕地，养活了世界最多的人口，以农业为基础的中华文明也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绵延五千年的古老文明。以雄辩的事实证明中国农业是可以持续的农业。
中国传统农业在应对其发展所面临的诸多挑战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古人以“粪多力勤”来总结农业成功的经验，今人则多以“精耕细作”来概括传统农业的特点。二者的共同点在于强调人对于土地的干预，但往往忽视了农业生物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实际上，在农业生产中，土地与生物是分不开的。对土地干预的目标是为了生物。《吕氏春秋·审时》说：“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稼，代表农业生物，它不止是生产的对象，同时也参与了生产的过程。植物学家和遗传学家瓦维洛夫指出，“如果把栽培植物以外，中国用作粮食的许多野生植物也考虑在内，我们就可更好地了解，几亿人民是如何地依靠他们的土地过日子”[15]。
虽然生物多样性（Biodiversity）是晚近提出的一个概念，指生物及其与环境形成的生态复合体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生态过程的总和。它包括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生态系统多样性及景观多样性。将这一概念套用到农业中来，它应该包括栽培植物和饲养动物品种的多样性、农业动物和植物的多样性，以及农业生态类型的多样性。在粪多力勤、精耕细作之外，保持农业生物的多样性，也是中国传统农业在应对耕地不足、人口压力、土地退化、自然灾害等困境时所采取的重要措施之一。
（1）生物多样性与土地利用
由于中国农业至少在在三千多年前的商周时期就开始感到耕地不足的压力，扩大耕地面积成为发展农业的当务之急，最直接的方法便是改变土地的自然属性，使其尽可能地适应作物的生长需要。于是出现了多种土地利用方式，诸如区田、围田（圩田）、梯田、架田（葑田）、沙田、涂田、淤田、砂田等，使原本不适合于作物生长的土地都种上了庄稼，成功地扩大了耕地面积。
《汉书·食货志》给农业的定义是“辟土殖谷曰农”。辟土只是手段，殖谷才是目的。扩大耕地面积最终是为了生产人类所需要的产品。由于土地性质不同，地势高下有别，虽然通过人工干预，可以部分地得以改变，但还必须借助相适宜的作物种类或品种，才能使扩大耕地面积的目的得以真正实现。自有农业以来，“相地之宜”，因土种植，即已成为人们经营土地的一个原则。它要求人们根据土地的不同性质燥湿、肥硗、高下等，种植不同的作物或品种。即便是采用相同耕作方法的农田，其所种植的作物也不尽相同。据《氾胜之书》等书的记载，在区田上试种的作物就包括：麦、大豆、荏、胡麻、粟、稻、瓜、瓠、芋等。《齐民要术》给出这样的原则：“良田宜种晚，薄田宜种早”，“山田种强苗”，“泽田种弱苗”。晚、早、强、弱，就是对不同作物及品种的一种分类。书中还具体提到“黑地、微带下地”种“糙种”，“高壤白地”种禾黍一类。
中国幅员辽阔，东西南北自然条件差异很大，即使是在一个相对较小的区域，气候、土壤等也有较大的区别。古人在经营农业时所谓的“地势之宜”不仅包括要依据地势的不同特点，进行土地的规划和改造，也包括选用不同的物种，进行“因土种植”。比如，易旱的高田，除开凿陂塘外，也需要耐旱且生育期短的所谓“早稻”品种来配套。“高田早稻，自种至收，不过五六月，其间旱干不过灌溉四五次，此可力致其常稔也。”宋真宗时，占城稻的引进便是出于此种目的。易涝的低田，筑堤作圩之外，也需要黄穋稻、观音柳、丈水红、乌口稻等品种，这些品种耐水性强，生育期也短，“黄绿谷自下种至收刈，不过六七十日，亦以避水溢之患也”；乌口稻可“备潦余补种”。海滨涂田，“初种水稗斥卤既尽可为稼田”，但还要配合上如咸稻、大塞、乌芒稻、咸水允稻等能够在卤田咸水中生长的品种。山区冷水田，除了“宜骨灰蘸秧根，石灰淹苗足”，还需有“耐水与寒”的“冷水谷”、“乌口稻”等适应品种。明清时期，山地和滩涂的开发利用，也是和玉米、番薯的引进推广同步进行的。几乎可以说，任何土地的开垦都必须有相应的作物或作物品种，才能真正实现开垦的意义。不同的作物，甚至是同一作物的不同品种在土地的开发利用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农业生物多样性是土地利用的一个基本要求。多样化的土地利用方式和多样性的作物及作物品种相辅相成。有时，只要有适当的作物种类或品种，在不对土地做更多加工的情况下，就可以达到扩大生产面积的目的。“丘陵、阪险不生五谷者，树以竹木。”（《淮南子·主术训》）即便是那些“阜劳之地，不任耕稼”、“不宜五谷”或“下田停水之处，不得五谷者”或“山阜之曲”等，通过种枣、榆、柳、柞（橡）等，使土地得到充分的利用。比如，柞木不仅可以充当木材，“橡子俭岁可食以为饭，丰年牧猪食之可以致肥也。”[16]明末徐光启提倡利用荒山隙地种植乌桕、女贞等经济林木，制造照明燃料，减少麻、菽、荏、菜等常规油料作物的种植面积，腾出更多的土地用于生产粮食。[17]
因土种植的原则，并不过分地强调为了使自然环境适应于某一类作物的生长而对环境做出千篇一律而又劳民伤财的改造。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土地零碎化的原因之一。农业生物的多样性也在克服土地零碎化所带来的负面作用方面发挥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自然环境。分割田块的田埂，因为有田塍豆等作物的种植而减少了土地的浪费，弥补了田埂对耕地的占用。
就水面利用而言，虽然架田这种人造耕地的方式可以使水面种上水稻、蔬菜等作物，但这种利用方式由于需要投入较大，成本居高，可能只占到水面很小的一部分，更多的水面还是被直接用来种植水生植物如莲、菱、菰、芡等。养鱼也是一种主要的选择，其重要性在江南的局部地区有时甚至凌驾于水稻种植之上。[18]这种以生物多样性适应自然环境多样性的土地利用方法，不仅节省民力，也保护了生态的多样性、物种的多样性。也因此才会有如汉代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所提到的，“陆地牧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泽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因地制宜，因土种植，保持农业生物的多样性、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和景观的多样性，是中国土地利用的一条基本经验。
（2）提高土地利用率的两种方式
由于耕地面积的扩大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迫使中国传统农业采用集约经营方式，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以有限的耕地生产出尽可能多的农产品。自战国时期李悝提出“尽地力”以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就成为土地利用的主流。经济学家帕金斯(D．H．Perkins)说：“14世纪到19世纪的中国，人口和粮食产量估计增加近五倍，到了20世纪中期又增加了近50％。所增加的产量中，只有近一半是由扩大耕种面积得到的，另外一半则是因为主要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翻了一番”[19]。土地的深层次利用主要是通过改变耕作制度，实行多熟种植，乃至种植和养殖相结合等方式来实现，而保持生物的多样性就是其中的关键。
一是多熟种植 商周之后，耕地不足的压力已经呈现，不定期撩荒和定期轮荒为连种所取代。在此基础上从秦汉到明清又通过混作（mixed cropping）、间作（Inter-cropping）、连作（continuous cropping）、轮作（rotation）等方式，尽可能地使原来一年只能种一茬庄稼的土地，种上二茬，三茬，甚至更多茬的作物。达到“一岁数收”，甚至“二年十三收”。土地利用率高达百分之百，甚至百分之二百、三百。日本学者熊代幸雄说过：“中国农法的特征是在施肥的基础上，形成了连续种植谷物的农业技术体系。它不仅提高了土地利用率，也为开展多熟种植创造了前提。由于用人力中耕而使耕耘趋向于集约化。追肥也随着推行到谷物的种植上，此外还因采用间、混作和移栽，就使土地利用达到了相当高度，从而能最大限度地有效利用空间”[20]。
多熟制除了少数情况是同一种作物的不同品种的连作之外，如双季稻，更多的情况下是不同作物之间的轮作、复种，或间作、套种。据《齐民要术》（533-544）记载，和粟轮作的作物就包括有：绿豆、小豆、麻、黍、胡麻、芜菁、大豆等；和黍穄轮作的有大豆、粟；和麦轮作的有豆、蔓菁；和小豆、黍轮作的有瓜。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轮作中麦类作物的引入，由于它们的存在，使得原本冬季空闲的农田得到了利用，不仅是为夏季青黄不接时提供粮食，也为早春的牛羊提供青饲料。
农业生物多样性的存在为不同生物间的组合，充分利用土地，形成新的生态系统，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而不同生物组合所形成的新的农业生态系统，其产生的生态经济效益，远远大于单一物种的简单相加。如，槐下种麻，不仅可以收效麻，且有利于提高槐木的质量。“槐下种麻。胁槐令长。三年正月，移而植之，亭亭条直，千百若一。所谓‘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若随宜取栽，非直长迟，树亦曲恶。”[21] 同样的作法也用于黄栗与豆间的间作，黄栗行间“种豆，使之二物争长，又可使直而不曲”[22]。利用谷楮和麻子混播，为楮苗作暖，帮助安全越冬[23]。桑下或竹阴地种茶，使畏日的茶树得到庇护，也因此“茶未成，开四面不妨种雄麻、黍、穄等”[24]；作物的种类越丰富，组合的方式越灵活，所获得的效益也就越高。在“二年十三收”的例子中所涉及的作物就达到菠菜、白萝卜、大蒜、小蓝、谷、小麦等六种之多。[25]这对提高土地的利用率，缓解耕地紧张状况起到重要的作用。
最典型的例子还要数桑间种植。农桑结合的农业结构是导致中国耕地紧张的重要原因之一，如何减少桑树种植对于粮田的占用，是缓解耕地紧张的一个重要方面。古人主要是从两个方面来着手，一是尽可能地利用零碎的空地种桑，如“环庐树桑”，即利用房前屋后的空隙地种植桑树；二是可能在桑间种植作物，以尽可能地使桑田中长出粮食，前提是不影响桑树生长，甚至是有益桑树的生长。《氾胜之书》（公元前32-公元前7年）首创桑黍混作。《务本新书》（1273年以前）认为，桑黍混作可为桑树提供良好的生长环境，对黍也有好处，“椹藉黍力，易为生发，又遮日色”，农家有“桑发黍，黍发桑”的说法。《齐民要术》（533-544）提出，在紧靠桑树底下种禾豆“不失地利，田又调熟”。《农桑辑要》（1273）将桑间种植的作物扩展到绿豆、黑豆、芝麻、瓜、芋等，认为此法可使“桑郁茂，明年叶增二、三分。”[26]《陈旉农书》（1149）提出桑下栽苎，“因粪苎，卽桑亦获肥益矣，是两得之也。桑根植深，苎根植浅，并不相妨，而利倍差。”[27]明清时期桑间种植继续得到发展。种植的种类已发展到花生、红薯、棉花、芝麻、小豆、绿豆、瓜、蓣、大麦、小麦、豌豆、胡豆、菜子等几十种，特别是桑间种豆，遍及两浙。通过树农间作可以在种植经济树木的场地，有计划地间作一年生农作物，以达到培肥土壤，收获粮食，减少杂草，或其他的目的。[28]在实践中，古人也发现有些作物，如谷子（粟）、薥秫（高梁）等不宜与桑树间作[29]。
二是种养结合 虽然，中国的畜牧业不及西方发达，但中国人还是尽可能地利用现有土地进行动物和植物的双重生产，以尽可能地满足人口的需求。在古人看来，种植和养殖，即动物生产和植物生产，有时并不是截然分开，养鱼也称为“种鱼”。[30]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种养结合也是多熟种植之一种。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发达的淡水渔业，产量是其他国家的总和，这与中国的土地利用方式有关。最典型的就是利用稻田养鱼，它不仅可以提高土地利用率，同时兼有除草、灭虫及肥田的作用。在稻田养鱼的基础上，又出现了粮、桑（果）、鱼、畜综合经营，立体化生产的循环农业模式：圩外养鱼，圩上植桑，圩内种稻，又以桑叶饲羊，羊粪壅桑，或以大田作物的副产品或废脚料饲畜禽，畜禽粪作肥料或饲鱼，塘泥肥田种禾等。池塘除养鱼之外，还会种植莲藕、菱角、菰米、芡实（鸡头米）等水生植物，即便是塘中所养家鱼也通过合理的组合，以提高鱼塘产量。如草鱼、鲢鱼混养，“草鱼食草，鲢则食草鱼之矢，鲢食矢而近其尾，则草鱼畏痒而游……鲢草两相逐而易肥”[31]。稻田养鱼出现于汉代，稻田养鸭、养鹅可追溯到宋代，而桑基鱼塘等也在宋代出现，在明清时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多层次的种植和养殖结合，实现土地的综合利用、立体利用和循环利用，极大地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见附录三）
（3）生物多样性与地力常新
把用地和养地结合起来，使地力经常保持新壮，是中国传统农业的一个突出成就。中国人自感到耕地不足的商周时代，就开始通过施肥的方式来维持并增进地力。到了战国以后，“多粪肥田”已成为“农夫众庶之事”。宋代《陈旉农书》更提出“地力常新壮”的杰出思想。“粪多力勤”成为夺取农业丰收的法宝，而开辟肥源成为维持地力的关键，有些做法已广受肯定至今仍然值得借鉴。比如，城市居民的生活废物包括人粪垃圾等亦毫无例外地返回乡间农田。[32]这种做法不仅解决了城市垃圾污染环境等公共卫生问题，同时变废为宝，解决了农业生产肥料不足的问题，实现城乡循环利用。
但在这一过程中，古人也做出了种种努力通过农业生物的多样性来维护地力。不同作物和作物品种的生长发育对于土壤肥料元素种类、数量要求各有不同。因此，品种的轮换种植，作物的轮作、间作及套种，甚至是种植和养殖的结合是充分利用土壤肥力，维持地力，发挥作物及品种增产潜力，达到增产的重要途径。农村一直流传有“换种强下肥”、“肥田不如换种”的说法。稻农发现，早稻田改栽晚稻，头二三年，不必施肥，就可以获得好的收成。在实践中更形成了“每年换种”的做法，如今年种粇，明年此田当种糯，不可年年种一色。[33]
在换种种植的过程中，古人发现，有些作物非常适合于轮作、套种和间作。如《齐民要术》中所记载的谷与绿豆轮作；明代江南地区的棉稻轮作[34]；清代河北无极县农民的谷菜同畛[35]等，此类做法不仅可以控制草害、病虫害，更可以提高土壤肥力。古人还发现，有些作物对于地力的恢复有良好的作用，而成为专门的绿肥作物。其中具有固氮作用的豆科植物诸如绿豆、小豆、苕草一类的肥田作用最受肯定。[36]近代以后随着玉米种植在华北的普及，绿豆就永远与玉米合种，成语叫做绿豆棒子，两者相得益彰。同样具有固氮作用的绿萍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稻田蓄萍，不仅可以抑制杂草，还可以肥田。]美国的农史学家格拉斯(N．S．B．Gras)说过：“中国给农业历史学家一种极有意思的情况，……他把两种以上的作物同时种在一起；他把田地结结实实地种满，使他的农场像鱼鳞一般……那是聪明的耕种制度，使这个国家不致枯竭”]。
古人还通过选用耐瘠的品种来应对地力下降，发现有些作物及品种对土壤肥力的要求不高，适合在相对贫瘠的土壤中种植。“白土薄地，不宜五谷者，惟宜榆及白杨。”清代云南顺宁府有一水稻品种“细谷”，“瘠土山田多种”。清福建建阳县的黄衣禾、赤壳禾“俱瘠田可种”[41]。崇安县也有一品种因“宜瘦田，曰瘦田倒。”[42]传统高秆品种都有不需要肥料的特点。耐瘠作物或品种的存在，使得即便是出现土地退化，也同样可以取得一定的收成。
种植与养殖的结合也是保持地力常新的重要手段，动物粪便是中国传统农家肥料的主要来源。中国传统的畜牧业很大程度上是为种植提供肥料而存在的，因此，尽管中国采取了主谷式的农业道路，但还是尽其所能地为畜牧业保留一点空间，这在养猪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养猪的目的不是单纯地提供肉食，而是通过养猪等将农作物的一些副产品（比如，稻草、麸糠）和生活中所产生的一些垃圾（比如，剩饭、剩菜）转化为肥料，用于粮食生产，形成猪多、肥多，粮也多的良性循环。因此，养猪和种田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种田养猪成了第一要紧的事，“种田不养猪，秀才不读书”，“养猪不赚钱，回头望望田”。除此之外，稻田养鱼、养鸭，茶园养鸡等，都可以为稻田、茶园等提供肥料。许多种养结合的例子都具有这种功能。反过来，种植也可为养殖带来益处。浙江湖州一带，种菱与养鱼及种藕轮换。因种菱养鱼以后，水底的泥肥沃了，改种一年莲藕，可以不施肥而有2000公斤的亩产量。如果不轮换种藕，塘泥太肥沃，鱼会因缺氧而死亡。
（4）生物多样性与灾害防治
为了确保农业稳定发展，中国古代农业采取了许多技术措施以应对自然灾害。除了兴修水利以防洪抗旱等之外，人们还从土地利用方式和耕作栽培措施入手，在为作物提供良好的生长环境的同时，也把应对各种灾害当作重点：区田着眼于抗旱夺高产，柜田立足于排涝保丰收，代田能起到“耐风与旱”的效果，亲田可以培肥地力，而保持生物多样性则是灾害防治的一项重要措施。 “种谷必杂五种，以备灾害”，就是对这项措施的经典概括。
杂种（有时又称“参植”、“兼种”、“扩种”）是一种古老的传统。它有两种方式，一是同一块田里的混合栽培；一是插花田式的因土种植。在原始农业阶段，种植的主流是混合栽培，即把许多作物播种在同一块田里。由于不同的作物对于自然条件的适应性不同，而自然条件又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因此，人们总是采用“杂种”的方式，尽可能地使种植的作物种类多样化，这样即使一种作物（由于虫害等原因）受灾，还有其它作物弥补，甚至其余作物可能反而获得更多的生长空间。所以不存在严重的灾害问题。杂种是应对自然灾害，确保粮食稳产，农业持续稳定发展而采取的措施。插花田式的因土种植，如高田种粟、坡地种麦、低田种稻，使性质不同的土壤都可以生产出为人所需要的产品，从整体上加强了应对灾害的能力。
旱地农业较水田农业更为脆弱。]“种谷必杂五种，以备灾害”，最初主要是针对北方旱地农业提出来的。所谓“五种”也主要指的是黍、稷、麻、麦、豆等旱地作物。也因为是旱地作物，杂种（特别是混播）起来就更为容易一些。不过杂种的作法后来也传到了以水稻种植为主的南方，同时水稻也加入到北方杂种的行列。宋初，本着“参植以防水旱”的古训，曾“诏江南、两浙、荆湖、岭南、福建诸州长吏，劝民益种诸谷，民乏粟、麦、黍、豆种者，于淮北州郡给之。江北诸州，亦令就水广种粳稻，并免其租。”宋代南方的小麦和北方的水稻种植面积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南方一度出现“竞种春稼（小麦），极目不减淮北”的盛况。[46]稻作农业最为发达的“吴中之民，开荒垦洼，种粳稻，又种菜麦麻豆，耕无废圩，刈无遗陇。”在南方，小麦等的产量肯定不如水稻，何以要挤出部分土地来种植小麦呢？除了有些地方适宜小麦而不宜水稻之外，抗灾保收是扩种小麦等作物的重要原因。
事实上，每种作物及其品种的抗逆性都是不同的。杂种可以应对各种环境条件下的种植需要。粟，具有耐旱、耐瘠薄等特性，因而在北方旱地原始栽培情况下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黍，具有粟一样的特性，且更耐寒，是北方高寒地区原始农业的首选作物。菽（大豆），具有耐水旱、不择地而生，“保岁易为”的特点，战国时，菽、粟并称，居五谷、九谷之首。麦的耐寒能力较强，秋种夏收，可以安全越冬，解决春种、秋收所致的青黄不接，这也是麦子在历史上被广泛看好的重要原因。麦的耐旱性不如粟、黍等北方旱地作物，但强于稻。因此，当稻因干旱等原因歉收时，种植麦子则成了最好的选择。稻具有较强的耐水性，适合于在低洼多水的地区种植。就北方而言，即便是旱稻，其耐水涝的能力也要胜过北方其它的旱地作物，因此，凡“下田停水处”，不宜禾、豆、麦等，便选择种稻。[49]
杂种除五种（五谷）之外，还包括麻、稗、高粱，以及后来的多种粮食作物。这些作物都因具有不同的抗灾害能力而受到重视。“胡麻，六畜不食；麻子齧头，则科大”，所以“凡五谷地近道者，多为六畜所犯，宜种胡麻、麻子以遮之。”“稗既堪水旱，种无不熟之时，又特滋茂盛，易生芜秽。良田亩得二三十斛。宜种之备凶年。”[50]高粱“经旱经涝不怕冻”或“担旱担涝不怕冷”，是北方（特别是东北一带）最主要的粮食作物之一。[51]甘薯有“风雨不能侵损”、“凶岁不能灾”、“虫蝗无所奈何”等十三项优点，被称为“杂植中第一品”。玉米不单是高产，耐旱能力较强也是它的一个优点，这就更使它特别在干旱的北方受到农民的欢迎。芋是自古以来有名的救荒的食物，它可以对付“水、旱、风、虫、霜、雹之灾”，《务本新书》也说到它是“虫蝗不能伤”。荞麦生长期短，春夏秋三季都可以种，而且耐旱，特别是遇到别的作物中途受了灾，随时补种一茬荞麦可免一无所获，这对于个体小农来说不无小补。
有些作物同时具有多种抗逆性，如大豆、高粱、玉米、甘薯之类，也有多种作物具有同一的抗逆性。这使得古人在应对某种自然灾害时有更广阔的选择。甚至可以多管齐下。蝗虫是中国历史上最主要的害虫，古人发现有些作物不大受蝗虫的侵害，选种适当的作物，是捕杀之外，对付蝗虫的最主要的办法之一。宋代发现蝗虫不食的作物有豆]，元代发现蝗不食的作物还有芋桑與水中菱芡，明代发现蝗不食的作物有菉豆、豌豆、豇豆、大麻、苘麻、芝麻、薯蓣。“凡此诸种，农家宜兼种以备不虞。”
一切有利于防灾救灾的物种都在杂种之列。《齐民要术》对稗、芋、芜菁、杏、枣、桑椹、橡子、芰（菱）等的救饥作用很重视，强调可以种植、采集、收藏这些东西以备荒。《农政全书·凡例》有言：“谷以百者，所以别地宜，防水旱也。”“蔬蓏，所以助甕飱，御凶馑也。五果，所以备笾豆，辅时气也。故次百谷。”江南水乡，除了利用水面架田种稻之外，还大量地利用水面种植莲藕、菱角、菰米、芡实（鸡头米）等水生植物，即便是遭遇了“稽天巨浸”，依然有“菱芡芙蕖犹覆于湖面”。
古人更多的是选用不同抗逆性的品种来应对自然灾害。最通常的做法还是选用不同抗性的品种，做有针对性的种植。《齐民要术·种谷第三》所载的粟品种中就有：耐旱，免虫的14种；耐风，免雀暴的24种；耐水的14种。水稻品种上这种情况就更为普遍。
宋代以后，稻米已成为半数以上中国人的主食，水稻的稳产高产成为保障粮食安全的关键。而利用水稻自身的特点来应对各种自然灾害，是耕作栽培之外，保障水稻稳产高产的关键。生育长短不一的品种存在便与应对灾害有关。唐宋以来，甚至更早，在南方的水稻品种中便有早稻、中稻和晚稻等不同类型多种品种的存在。生育期较短的水稻品种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应付水旱等自然灾害而准备的。生育期短，对水的需求量小，且可在灾前抢种，或在灾后补种，完成生产的全过程。
不同的生育期不同之外，有的稻种特别耐旱，有的特别耐涝，有的特别耐寒，有的耐盐碱，有的耐肥，有的耐瘠，有的耐肥耐水而抗倒，还有的对虫害、兽害有极强的抵抗力。耐旱方面，除了有旱稻一种适应旱地种植的生态类型外。水稻中也有不少耐旱性品种。宋时引进的占城稻便是一个耐旱而早熟的水稻品种。历史上各地都有耐旱能力强的品种。如明清时期，浙江衢州就有南安早、浦棱等品种，“非自占城亦能耐旱”[55]。江苏靖江、通州等地则有撇杀天、短箕糯等品种，“极旱不损”。民国时期，江苏松江县有而耐旱品种，取名就叫“干弗杀”。浙江德清县有品种名“旱不知”，“量丰耐旱力强”，“他如尾张糯、红壳糯、红广籼等，均可利用缺水之处栽之。”耐水方面，中国北方水稻种植很大程度上是适应水灾的需要发展而来的。大禹治水时，“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宋代以后，在圩田地区广为种植的黄穋稻则是一个耐水性很强的水稻品种，它的生育期也短，可在水潦到来之前抢种，或水退之后补种。与之相类的品种在低洼易涝的地区都有分布。如长水红，又名丈水红、深水莲、深水红、一丈红、松江赤等。有些水稻除一般的耐水外，还具有耐冷水和咸水的功能。这些品种是适应山区的冷浆田和沿海涂田等的开发而发展起来的。针对风灾引起的作物倒伏，则有“铁脚撑”一类的品种，它们都有耐肥，茎杆粗壮，不易倒伏，产量高的特点。针对寒害，则有乌口稻、冷水粘一类的品种，乌品稻“耐水与寒，又谓之冷水结”。在南方一些山区，如江西、湖南、广西、云南等地多有此类品种的分布。针对山田野猪、田鼠、山猴、禽兽等为害，则有黄萌栗、矮黄、野猪愁等水稻品种。即便是生物组合（比如稻田养鸭）中出现的某些问题也通过培育新的品种来应对。稻田养鸭可以除草治虫，但鸭有时候也会加害于即将成熟的稻谷，引发新的灾害，这也有赖水稻品种来解决。清代四川南溪县就有一种名为“鸭望糯”的水稻品种，“茎高可四尺，以鸭望而不得啄，故名。”]针对海边蟛蜞为害，就种植一种绿芒的“梗杀蟛蜞”的品种。传统水稻品种多为高杆品种，茎杆高度多在1米以上，不惧杂草竞争，抗害虫。有些作物对于病虫害有特殊的抵抗能力。如红蒙，“不畏蠁虫”]。蠁虫为稻飞虱、叶蝉一类的害虫。乌兜粘，“土人名为秧王，植数科可避虫。”历史上广为种植的一些品种，如水稻品种中的“飞来凤”，具有抗病虫害力强的特点。古代文献对于抗病品种的记载不多，不过在云南高原农民有在麦地裹也有不同品系混种以减少病虫害的经验。
种养结合在提高土地利用率的同时，也起到灾害防治的作用。如，“菅茅之地，宜纵牛羊践之，践则根浮。” “买鲩鱼子散水田内，一、二年后，鱼儿长大，食草根并尽，既为熟田，又收鱼利。乃种稻，且无稗草，乃齐民之上术。”“蟛蜞害稼，鸭可治之。田有遗穗，鸭得食之。”古人还有意识地放养害虫的天敌进行生物防治。“交趾人以席囊贮蚁，鬻于市者，其窠如薄絮囊，皆连枝叶，蚁在其中，并窠而卖。蚁赤黄色，大于常蚁，南方柑树若无此蚁，则其实皆为群蠧所伤，无复一完者。”
古人在发挥不同生物组合的抗灾害能力的同时，还发现某些生物相克（Allelopathy）现象。如芝麻会对周围的一些杂草产生抑制作用，[67]香稻会影响周围的水稻生长。在生产实践中，除了必要的回避之外，还有将这一发现用于杂草和害虫控制。芝麻被广泛地用作先锋作物，用于开荒，以控制杂草。也用于与大豆套种，用以避虫。古人发现，圃中种百部，百虫不生。清代福建、江西、广东、湖南、浙江等省广泛采用烟茎治螟。
（5）生物的多样性与劳动力不足
生物的多样性也是应付劳动力不足、调整农事安排的需要。由于传统农业中的劳动力不足呈现出季节性的特点，因此，通过合理安排生产期不同的作物和品种，可以很大程度上调节不同季节对劳动力的需要，使农事活动依次均匀展开。从《陈旉农书·六种之宜篇》中对不同农作物或品种播种收获所作的安排来看，从正月到十月都有农事活动，所涉及的作物种类有：麻枲、粟、早麻、豆、晚油麻、萝卜、菘菜、麦等。通过不同的作物组合，可以使农事安排得井井有条，使土地、气候及人力、物力得到充分的利用，从而实现“相继以生成，相资以利用，种无虚日，收无虚月”，同时可防止集中播种和收获等所引起的劳力紧张。《补农书》提到各种不同的水稻品种，“所宜对半均种，以便次第收斫，不致忙促。”如果没有早晚的次第，必然会导致某个时段劳动力的过度紧张，而某个时段过后，又出现大量劳动力的富余。
不同作物或品种间的间作或套种也是调节劳力，解决季节矛盾，充分利用地力的一种好办法。如，间作稻，早稻秧和晚稻秧同时插下，早稻收割后，晚稻才开始快速生长，这样可以省去分两次整地、两次插秧的人力。套种在前作未收获时，即在前作行里套种后作，等前作收获，后作便可以快速生长。明代《农政全书》中便提到采用麦棉套种，错开农忙时间，解决生产季节劳动力紧张的问题。
但生物多样性在调节劳动力需求的同时，也在总量上加大了对劳动力的需求。
文章来源：中国经济史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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